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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過眼與印記:宋元以來書畫鑒藏考》:介紹書畫升值的秘密

2019-10-25 17:08 編輯:TF008 來源:北京晚報

評估藝術作品價值時,常有“死后身價百倍”的現象,創作者和評價者其實共同決定著作品的價值。除世人尤為關注的經濟價值外,藝術品本身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也很大程度受“審美接受史”的影響。正如學者朱萬章所說:“一個書畫家的作品要得到業界認可,并對后世產生影響,除其自身的藝術原因外,離不開鑒藏家的遞藏與同行的砥礪、品評與推廣,甚至離不開批評者的鞭撻。”

作者 趙慕宇


書名:《過眼與印記:宋元以來書畫鑒藏考》作者:朱萬章出版社:北京大學出版社

此番精準之語,便出自朱萬章的新作《過眼與印記:宋元以來書畫鑒藏考》,本書將美術史脈絡和書畫鑒藏結合,通過作者對宋元以來書畫的研究,討論了諸葛亮、朱元璋、董其昌的畫作形象塑造,考辯陳容、王蒙、仇英、傅山、吳昌碩等人繪畫的生成與特色,討論趙孟頫、何紹基書法的嬗變與傳播,關注嶺南四畫僧、明代醉飲圖等新命題。

朱萬章利用供職博物館的優勢,從書畫本體出發,條分縷析,闡釋作品的藝術源流與特征,嚴謹地討論了鑒藏作品的真偽、傳播與影響。全書十五章雖主題不同,但都展示出藝術品鑒藏的關鍵要素。

筆者曾在2018年夏季,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參觀“偽好物”特展,其中多有“蘇州片”畫作。所謂“蘇州片”,系明末清初活躍于蘇州的書畫作偽風氣。據高居翰之論,明代大畫家仇英早年可能也受雇炮制偽作,甚至直到晚年亦有進行。然而仇英不滿足于模仿古人,用贗品欺騙末流買家,而是改造一般的贗品模仿風格,使其展現更為成熟、高雅的面貌。這種藝術嬗變便可從仇英“石渠本”“辛丑本”《清明上河圖》有所體會。

這兩個版本被認為是仇英真跡,可考究以深,乃存差異。辛丑本遵循宋代歷史風貌,表現中原開封的風土人情;石渠本則融入明朝歷史因素,添加當時江南的風物裝扮,這些細節體現在房頂的鴟吻,畫中人物的形態,以及橋梁功能的變化等處。從仇英的藝術實踐中,不難發現他仿古不泥古、作偽有追求,也許正因如此,他才能脫離低劣的作偽水準,逐漸成長為畫藝精湛、多有個性筆墨的名家。仇英“其心師意匠,新新不窮,可謂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者乎”的境界,不論對藝術創作者,還是普羅大眾,都不罔神馳而景行。

除了藝術家、藝術品自身水準,其他因素也很大程度決定鑒藏價值。比如清代書法家何紹基的作品,自清以降,頗受熱捧。何紹基書法“熔帖于碑,獨樹一幟”“惟運筆輕脫,結體奇巧,無出道州右者”。作者在本書第十三章,詳細論述何氏書藝廣泛獲得認可和傳播的六點因素。其一,何紹基游歷各方、廣交朋友;其二書法作品產量高、散播各地;其三出身名師門下,又開館收徒,一時聲名廣播;其四名人推崇,如曾國藩便認為其“字則必傳千古無疑”;其五何紹基本人也是頗具“法眼”的鑒藏家,經他收藏、題跋的作品亦可增值;最后何氏家族文風鼎盛,不僅其父擅書,更培養何紹基與其三個弟弟:何紹業、何紹祺、何紹京,時稱“何氏四杰”。

可以看出,諸多因素促使何紹基作品廣受青睞。若加以概括,其實正是藝術家本人,通過自我推薦、拜師收徒、家學延續、廣結人緣等方式,在藝術圈內擁有更廣的名聲、更多的認可。常有觀點認為,藝術家的自我“營銷”是沽名釣譽之舉,而現代藝術史尤甚。其實,藝術家在生前得到認可,甚至少年得志,并非壞事。如今必以死后揚名為尚,實在有偏頗之嫌。藝術家與其作品的命運,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一朝評判,而是在更廣闊的地域和時代中,被不同欣賞者所認識、接受與評價的動態過程。

此外,本書討論“一題多畫”主題時,注重書畫與文化史、思想史的關聯。比如諸葛亮肖像畫的三種類型:祭祀、觀賞和山水,與當時人們對諸葛亮形象的運用有關。關于葛洪隱居的《葛稚川移居圖》,也反映出不同年代的文人心志。而關于朱元璋畫像由來已久的爭論,其實與朱元璋多疑性格有直接關系,館閣所存帝王畫像,能夠讓我們清晰了解朱元璋真實相貌,而其放任民間制作自己的“異象”,致使眾說紛紜,恰是順遂朱元璋想法。凡此種種,有待讀者細細品讀。

 

來源:北京晚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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